很多部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开始愿意把街头执法权交出去，甚至乐意、主动、附带给点好处地把街头执法权交出去(所谓好处就是还附送一点许可、审批权)。

……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席出访后不需要议会的事后监督。

这种常规性代行应不包括国家主席因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国家主席因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由第46条第1款做了专门规定，因此应排除在第44条的规定之外。在实践层面上，国家主席在党内、军内的兼职惯例，形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格局。这说明什么呢？笔者认为，这说明当时没有国家副主席是国家主席接班人的设计安排。[45]到胡锦涛67岁任第二届国家主席、与55岁出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搭档时，国家副主席才有了接班人的含义。笔者认为，取消1954年宪法规定的因病代行是可以的，但不宜只剩下委托代行这一种形式，这等于堵塞了本来存在于1954年宪法因病代行规范中的解释空间（如决定代行），若宪法能明文规定特殊情况下的决定代行或自然代行，效果可能更好。

《美国国会的荣誉勋章》，观察者的博客，2008/06/28。即使出现例举之外的情况，也可以启动法律解释机制予以弥补。事实上，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也普遍持这种观点。

在美国宪法中，规定副总统只有两个责任，一是在总统因死亡或者其它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接替总统的职位，其主要功能类似汽车的‘备胎，一旦总统发生意外、可以及时替补。表1：建国后国家主席在党内、军内的职务[35] 如第一届国家主席毛泽东和90年代后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是同时兼党中央总书记（或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或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格局。笔者认为，1982年宪法制定时，国家主席制度已经过多年的实践，其内容是应该有所改进的。见《上世纪60年代陈云养病内情》，《燕赵老年报》2012年08月07日。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三十五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8]从82年宪法第84条将有关补选权赋予全国人大来判断（主席、副主席都缺位时），应由全国人大决和宣布，但由于全国人大一年一次的会议制度，使其难以及时行使权力，即使临时开会，其庞大的参会人数也使会议难以迅速召集，[29]因此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将这一权力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并没有对第80条的这些内容进行修改，说明第28条宪法修正案所增加的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权力只限于第81条的外事权。[16] 因为国家主席的大多数职权是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行使的（见1954年宪法第40条、第41条）。实践中的状况是：1959-1966年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期间，副主席为2人，其余时候均为1人，没有3人或3人以上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情况。其次，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该决定的目的并非是要创设一个新的国家机构，改变国家的权力格局，[52]但是授予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显然是越权了。

进入 马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主席制度 宪法 代行职权 三位一体 。英国还制定有专门的摄政法。1959年和1965年继续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休假或者外出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接受外国使节的决定》，人民网，2012-10-10访问。[14] 第44条虽然明确了副主席所代行权力的来源——国家副主席代行国家主席的职权是受主席的委托，对副主席代行职权也有范围的限制（只能代行部分职权），然而限制的界限却并不清楚，如只能代行的部分职权是哪部分职权？由于宪法本身没有规定国家副主席的职权，因此副主席行使的职权就是国家主席的部分职权，这等于是国家副主席的职权完全由国家主席决定（而不是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职权是否需要委托、何时委托、委托多少，以及委托哪部分、不委托哪部分，都由国家主席个人决定，可见54年宪法在此给国家主席的自由裁量权是很大的。

还有的国家列举了多种情况，如阿根廷宪法第75条规定：总统生病、离开首都、去世、辞职或被免职时，行政权由国家副总统行使。[37] 有学者指出，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上，毛泽东当选国家主席，‘三位一体体制正式建立。

我们要特别警惕用惯例来修改、歪曲宪法的事情发生，防止宪法规范在实际操作中被习惯势力扭曲，使之变形、跑调。如某协会、社团已经有主席，可再设名誉主席。[46] （三）关于国家副主席的人数 国家副主席的人数应该是一个、两个或两个以上？对此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都没有明确规定。[7]宪法惯例不同于政治惯例，宪法惯例必须有宪法性，它可以补充宪法，但不能突破宪法。在教育界的授勋名单中，共有15名教师和14名中学和大学的校长。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19] 1954年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我和克林顿总统就进一步加强中美在双边关系、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

首先，从宪法文本上看，宪法第80条在赋予国家主席一系列职权（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时，为其限定的前提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不仅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其中国家主席授予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戒严令，动员令，宣布战争状态时只能根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参见宪法第67条第16、17、18、19、20项），而不能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家主席行使职权有重要的制约，从这种制约关系中可以推论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家主席有监督权。宋庆龄同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光辉的业绩。

[22] 不能委托、只能因健康状况不佳而委托等内容是否可以宪法惯例的形式加以肯定（无需明确立法）？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48]笔者认为，设两名副主席确实有防风林的作用，可以防患于未然，毛泽东所讲的预备那一手主要是是避免苏联曾经出现的因为领导人的变换而影响事业发展的问题，是针对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了的情况而言的，这是1956年毛泽东那次谈话的历史背景。

国家主席作为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当然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也不得有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39]虽然党不是国家机关，但作为执政党（尤其是我国这样的长期执政党），不把本党的最高领袖派往国家的最重要位置（国家元首或政府总理），而是派党内的二把手、三把手甚至更低职位的人前任，党的最高领袖在其他国家机关（如军事机关）中任职，这样势必抬高该机关的地位，打乱宪法上的权力部署。[8] 国家主席的外交行为是否应该受监督？受谁的监督？怎么监督？1982年宪法只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国家主席，对国家主席的监督权没有明文规定。[54]荣誉称号不应包括国家机关的职位（哪怕是虚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形式将荣誉称号扩大解释为包括国家名誉主席，超出了宪法的授权。

如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两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举行正式会谈。[26]还规定了国家主席、副主席同时缺位的情况，以及此种情况下的暂时代理者和补选者。

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国家主席是实权而非虚权的，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9]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家主席的出访报告，虽然没有宪法的明文规定，但是符合宪法关于最高权力机关与国家主席之间关系的定位，[10]它作为80年代在宪政实践中创造的先例是值得肯定的，本应发扬光大，可惜90年代后却中断了，没有延续下来，相信将来这一监督形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家主席的报告）还会再出现（可能通过修宪、释宪、立法或惯例等形式出现）。

我们现在不可能有年幼的国君，因而不存在国君年幼不能亲自处理政事的问题，而主要是由于前任领导人对接班人（往往已经60岁左右）治国能力的不信任，或者是自己贪恋权力不肯彻底放权的冠冕堂皇的借口。[2] 使节权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接受他国使节，一方面是向他国派遣使节（或从他国召回使节），因此第81条分号前的接受外国使节和分号后的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在性质上同属于一种权力。

可见1954年宪法中的国家副主席并不仅仅是美国副总统式的备胎，不仅在国家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时应代行其职权，而且在国家主席健康情况良好的状态下，也能够受托代行其部分职权，因此国家副主席应理解为是国家主席的助手（协助主席工作），其地位和作用明显高于美国副总统。委托的理由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即只要国家主席认为必要就可以委托，如国家主席某阶段太忙，或处理某些事务国家副主席更熟练、更有经验，或国家主席不在首都等等。笔者认为90年代对50年代这一模式的回归是正确的，江泽民在2004年9月曾说，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26] 之所以没有规定国家副主席缺位时的继任者，是因为副主席没有候补人（国家主席的候补人是国家副主席），同时也说明副主席一段时间内的缺位（最长为一年——因为人大一年开一次会）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此时有国家主席在位。

[42]也有学者认为朱德最终没有担任第二任国家主席，其原因主要和年龄有关，如果国家副主席在当选之时年龄大于、或接近于国家主席年龄，那么其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可能性较小，朱德最终没有担任第二任国家主席的原因也主要是因为他年长毛泽东7岁。即使宪法规范已经过时或不尽合理，也应启动修宪、宪法解释等手段予以改变，而不宜用宪法惯例去突破宪法。

尤其是当国家主席拥有一定实权后，宪法和法律应对其职权的行使给予更多的具体规范，明确规定某些职权不能委托，如公布法律权、发布命令权。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请求。

  三、对运作中的国家主席制度的几点分析 （一）关于国家主席的兼职 虽然1982年宪法没有规定国家主席的兼职问题，[34]但根据我国惯例，国家主席在党内、军内一般都有兼职。老任：《美国副总统职位和权力的历史沿革》，2011年08月20日，来源：人民网。